3月27日，新华制药公告，公司全资子公司淄博新华大药店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大药店)3月25日与淄博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京东善元(青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共同签署《“健康城市”战略合作协议》，建立三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落地淄博市医疗处方流转信息平台及处方药电子商务项目。
有分析人士指出，协议的签署标志着全国第一个由政府主导的以全市公立医院为目标的“处方院外流转”项目、全国第一个由政府批准的“处方药电子商务”项目正式启动。
实现三方共赢
“淄博市医疗处方流转信息平台及处方药电子商务试点项目旨在通过三方的共同努力，尝试在当前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国家鼓励探索试点的大背景下，在淄博市公立医院范围内通过电子处方的院外流转及相关业务的探索，为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新华制药高管称。
根据协议，在淄博市医疗处方流转信息平台及处方药电子商务项目下，三方将遵循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创新发展的行为准则，建立包括医院信息系统(HIS)、医生、医疗处方流转信息平台、云药房平台、社会药店、配送系统等在内的互联互通网络，以实现在门诊就医后由患者自主选择线上(不包括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线下相结合的购药方式。
该系统将连接淄博市的公立试点医院，将院内处方以电子化的形式同步流转至院外的指定零售药店，随后市民即可通过该电子处方内的信息向指定实体药店及电商平台购买包括处方药在内的相关医药商品。此外，该系统还将针对慢性病人群提供“长处方”服务，为医保用户提供安全、可控的线上医保解决方案， 在“医药分家”、“分级诊疗”、“慢性病管理”等领域进行探索。
公告明确了三方的责权利，淄博市卫计委委托京东建设“淄博市医疗处方流转信息平台”，该平台归淄博市卫计委所有，由京东、新华大药店在试点期内负责运营;鼓励淄博市公立试点医院与京东、新华大药店签订处方流转平台对接管理协议并向处方流转信息平台流转处方，允许用户使用电子处方平台便捷方式向新华大药房的药店购药。
京东在淄博市内注册一家企业，具体负责在试点期间运营处方流转信息平台，设计并推出京东云药房平台。
新华大药店作为入驻京东云药房平台的试点药店，是受理平台流转处方的药品提供方，严格审核受理的订单，及时完成接受患者购药订单、完成配送或到店取药的全部交易流程。
值得注意的是，该协议约定的试点期限为2年，试点期间的业务范围仅限于淄博市。
试点小步慢跑
应当说，自从2014年5月《互联网食品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拟放开网售处方药以来，各方参与网售处方药的积极性持续高涨。
2014年年底，财大气粗的阿里健康以“滴滴打车”式购药倒逼处方外流，但由于触碰到医院的核心利益，加之合作运营等诸多原因，阿里健康的尝试最终折戟沉沙。京东也于去年5月与上海医药“上药云健康”平台进行合作，发力高端自费处方药。
对于淄博市医疗处方流转信息平台及处方药电子商务试点项目，不少业界人士认为比较切实可行。
一位分析人士认为，在上述模式中，新华大药店成为淄博市众多公立医院的门诊药房，淄博市公立医院不仅可以减少门诊药房的库存和管理人员，还能降低医院的药占比;由新华大药店完成药品配送或者到店取药，不仅方便了患者，也有利于药品质量的追踪。
“最为关键的是，要想实现网售处方药，就必须实现处方外流。而在淄博的试点中，处方流转仅在该平台上，医生和医院既有的利益并不会受到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不会拒绝处方外流。”该分析人士说。
该分析人士还指出，在阿里健康“滴滴打车”式购药宣告失败后，国内网售处方药的尝试，不仅处于小步慢跑的谨慎状态，还出现了一些共同之处：如试点单位跟医院进行合作，将处方流转到合作平台或者合作药店里，待完成支付后，由合作药店或者商业公司完成配送。“这种做法不难理解：方便拿到处方，可以保证处方的真实性，药品质量得以追踪，患者购药带来便利。”该人士称。
1月18日，阿里健康与武汉市中心医院签署协议，共建网络医院。用户可通过天猫医药馆的网络医院入口，进行挂号和就诊。经患者同意后，电子处方将派送至天猫医药馆上的好药师大药房，再由九州通进行分拣集单、配送到县城一级，阿里村淘的菜鸟网络配送到村一级。2月初，好药师对武汉市中心医院门诊药房部分药品远程销售配送业务、并在互联网上结算相关费用的试点，得到湖北省食药监局的批准。
北京鼎臣医药管理咨询中心负责人史立臣对此次京东与新华制药的合作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该试点项目跟2015年沈阳医保部门携手东软、成大方圆医药连锁类似，都是一个封闭的区域性平台。“这种区域性平台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实现跟当地医疗机构和医保的对接，这种区域性平台或将成为网售处方药的核心力量。这种平台可自建，也可以嫁接到阿里、京东上去。”史立臣认为，至于业界所盼望的全国性的、完全放开的平台，或只对自费处方药可行。
“当然未来这种区域性平台实际运作好坏，跟到位的利益分配直接相关，越是复杂的合作关系也就面临着越复杂的利益分配。”史立臣说。
文/中国医药报记者 胡芳
